中国历史上千古不变的九大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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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千古不变的九大定律编辑： 卿本佳人 时间： 2011-12-12 14:13 快抢沙发分享 中国历史上千古不变的九大定律，写得十分透彻，读透它就读透了人生！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北京代还信用卡国，自身“赴火而死”。为什么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普希金的伟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他的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个丑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过想要一个新木盆。第一个愿望被满足之后，第二个愿望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胃口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仍旧只有一只旧木盆。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里所说的商鉴，究竟要我们鉴什么？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双筷子或一只木盆。只是大坝一旦决了口，洪水便会一泻而下。看一看那些贪官，只要收了第一笔贿金，以后的事便不由他了。只是，人的意志力是多么薄弱。一旦坐上权力的交椅，有几个人能拒绝这第一次？其二，整个过程是“进行性”的。“进行性”一词是我从医学书中借用来的。像癌症，就是进行性的。不断地发展，不会中止，也不会逆转，一直进行下去。殷纣王身边，虽有比干和萁子这样的贤臣，却无法劝阻他。依靠臣下的劝阻来制约至高的皇权，其有效性显然不足。所以，事态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其三，“其亡也忽焉”。《左传，荘公十一年》：“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的“忽”字，意为迅速，突然。洪水溃堤，转瞬之间，一泻千里。李自成打进北京，一生事业达到巅峰。由巅峰而至于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转瞬之间。殷纣王之后，两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陈胜、王莽、陈后主、隋炀帝、黄巢、朱温、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两个字，“殷鉴”。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杀文种的时候，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有七种方法灭吴，应当很有智慧，却遭了勾践的毒手。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能够吟诵《大风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倒是张良聪明绝顶，托言辟谷，躲到深山里去。刘邦一死，张良的辟谷秀也就谢了幕，照旧吃饭。说到杀功臣，狠毒莫过于朱元璋。当年帮他打天下，战将如林。后来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将领去带兵。幸好不是北边的蒙古人打过来，否则朱姓的江山，传到第二代也就败了。赵匡胤说，“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得了天下，却又睡不着觉，夜夜失眠，竟为何事？天下汹汹，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当年“黄袍加身，”不也是个野心家？如此说来，野心家就睡在我们的身边。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觉，搞得神经衰弱，以为真是狼来了，于是起了杀心。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抢）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已这样去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个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上海代还信用卡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文革时期，我是一个逍遥派，一个观棋不语的看客。看来看去，看得多了，心里就非常佩服范蠡这个人。那些造反派，开始时受压，可怜兮兮的。后来得势，内部就分为许多派别，彼此争斗不休。几乎没有例外，一旦外部的压力消除，内部立刻就分化。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现在这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几个人合伙共同创业。开始的时候，兢兢业业，在艰苦环境中共同拚搏，尚能齐心协力。一旦家大业大，有了丰厚的利润，就会生出异心。彼此猜忌、龃龉，终至于分道扬镳。难道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第三定律——包围定律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但小人却更善于“包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史记》中有《佞辛传》，《汉书》中有《佞传》，《新唐书》及其以后的《宋史》、《元史》《辽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臣传》。臣在历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这就是包围定律。包围者不仅有臣小人，还有女人，像妲己、褒姒、以及文学中的白骨精。虽说“女色亡国”论是不对的，但坏女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一个皇帝周围，有三宫六院，无数的宫女（唐朝后宫宫女最多时可达数万人），无数的太监，无数的虎贲勇士，还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千军万马，铜墙铁壁，把一个“寡人”包围在当中。寡人心里高兴，就要走出去巡视。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间地头，也得不到真实。因为“下面”的人熟谙蒙骗之术。一切场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欢喜。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我那时就很悲观，鲁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第四定律——敌戒定律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古人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毛泽东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整个中国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热。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否与《敌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种契合？千年大树，其里皆空。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历经几千年，早已完全腐朽了。比较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陆，自罗马帝国以后，列国争雄，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总有打不完的战争。一个国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励精图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竞争。西方的政治、哲学，市场经济，都强调竞争。在他们的电影、游戏中，充斥着激烈的争斗场面。我国的历史与欧洲完全不同，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度长絜大，比权量力”。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把他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他造成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当今世界，美国人横行天下。是三次大战（两次热战一次冷战）造就了美国人之“横”。中国人讲究“中庸”，讲究“和为贵”，这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传统。热爱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条件是不会有别个打进来，亡了国。我不是法西斯式的好战分子，对于阶级斗争那一套更是深恶痛绝。但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唐山信用卡取现。”我们中华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们千年之惰性，振奋民族精神，从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和竞争。梁启超鼓吹《少年中国说》，“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霹雳之声，撼人心魄。第五定律——朋党定律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争”持续不断。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祐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崑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一部《红楼梦》，其隐含的意义，不是什么反封建。《红楼梦》用一个凄绝动人的爱情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特点。荣宁二府，是一个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树，有主干和旁枝。“亲不间疏，后不僭先。”有规有矩。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结为势力。更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彼此回护。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盘根错节。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脉络，才算真正读懂了《红楼梦》。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无论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见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现在说打贪官，须先搞清楚，贪官后面的保护伞有多大，前后左右铁杆关系有多硬。否则贪官打不到，反倒捅了个马蜂窝。对于中国的朋党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褒贬不一。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结党营私”。宋朝欧阳修却认为，“小人无朋（党），惟君子则有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公开承认，“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倒是日本人比我们痛快，他们的政党内部就分为不同的派别，公开活动，堂而皇之。这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诗文写得极好，富有智慧，怎么也会犯一些不断被重复的简单的错误？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在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会念经；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我以为后一种情形居多。吴思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一书中提到明朝官员的薪俸太低，其各项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过俸禄的收入。吴先生认为，与其他各个朝代相比，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最低的。明朝官员俸禄虽低，尚有俸可领，而在王莽时期，官员们从朝廷中领不到钱，俸禄为零。读史读到这里，觉得十分有趣。不给官员发薪，难道让他们去喝西北风？自古有喝西北风的老百姓，未见有喝西北风的官员。结果是王莽时期的官员却因零俸禄政策而大发其财。既然朝廷不给发薪，他们只好自行解决，正好有了借口，可以理直气壮，大肆搜刮。在我们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时，经常碰到的一种情形是，“两头热，中间凉。”中间热不起来，自有其道理。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每个人都努力要保持自己的生命。这“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本动力。Selfpreservation，一个很好的词，每个人都会Selfpreservation。我以为，既然每个人都会elfpreservation，官员们的Selfpreservation也是自然的，无可非议。为甚麽和尚要把经念歪？为甚麽中间热不起来？皆因为中间的官员们认为改革不利于他们的Selfpreservation。要Selfpreservation的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在这个悖论中，最关键的是农民和官员之间的供养关系，假如去掉这种关系，悖论就不能成立。或者，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由中央财政给官员们以补偿，两方都不吃亏，“中间”也就没有道理再凉下去。王安石的变法，十分缜密，像“青苗法”之类，仔细阅读其内容，确实为农民考虑得十分周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殚精竭虑，最后却惹得民怨沸腾。是各级官员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脚，捣了鬼，把一件好事搅成一塌糊涂。吴思先生所说的“潜规则”，正是官员胥吏们的捣鬼之术。官员们捣鬼有术，他们不仅有“潜规则”，有时更是肆无忌惮，毫无规则，随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说，“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这里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和尚要吃饭，一个是和尚会打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和尚要吃饭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不给他们吃饭，或吃不到好饭，他们就会去“打伞”。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批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中下层官员。我以为虽然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上面。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在这个“路线图”中，必须把“和尚要吃饭问题”与“和尚会打伞问题”列入日程。不考虑并重视“和尚”问题，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或者我们说，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1856—1860年，太平军两次打破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取得大捷。有人说，虽然打了胜仗，但客观上却帮了清廷的忙。何以这样说？驻守江南、江北大营的是清廷“精锐”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绿营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八旗兵则更为腐败无能。两营溃败，湘军成为清廷主力，形势急转直下。当年八旗兵入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熊样？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为什么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一曰“骄”。八旗兵入关，满人成为统治阶级，拥有特权。八旗子弟一不务农，二不做工，对汉人有强烈的优越感。由“骄”而“横”，一些贵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权，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男霸女。红楼梦中的薛蟠，打死人命，抢了丫头，扬长而去。古代法律，不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二曰“奢”。八旗兵入关，大肆掳掠。许多人在战争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西方人拥有了财富，会把他变为资本，不断增值。我们中国的富人比较缺少这种进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贵，有一种暴发户心态，喜欢彼此攀比，讲排场，一掷千金。像“石崇与王恺争豪”这样的事，是一种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生于锦绣丛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们的攀比和挥霍，更是青出于蓝。惟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三曰“淫”。古人告诫我们，“富贵不能淫。”此处“淫”字之义，乃是迷惑与放纵。之所以有这样的告诫，是因为富贵能迷惑人，使人放纵。通常我们说，饱暖思淫欲。或者像现在人们所说的，男人有钱就学坏。有钱会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欲望。外部世界又充满了各种诱惑。内部的郑州信用卡套现欲望碰到外部的诱惑，两者一拍就合。已经成熟的男人尚且无法抵御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小孩子的自制力如何比得上男人？四曰“逸”。“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流传很广。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帮我们进入好大学，帮我们安排好工作，帮我们步入上流社会，过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们失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一旦失去了好爸爸，美丽的象牙塔便会轰然倒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了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继父业，已成为一个问题。解决富家子弟问题，我们的学者开出药方来是四个字，“加强教育”。像美国人，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据说他们那边百万富翁的孩子也会利用假期去打工挣钱。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成都信用卡套现。正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孽障。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有晋人撰文说，某晋商家业兴盛达两百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定律。家业延续两百年，确实了不起。但两百年后又如何？“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这个题目是我从一本题为《蒋党》的书中看来的。书中说，清末权臣袁世凯，为大清帝国送了终，人称“权大欺主”。蒋介石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其“御下之术”是，暗中支持和挑唆各个派别和山头（黄埔系、 cc系、政学系）相争，各派彼此争斗、钳制，需从蒋那里寻求支持，于是蒋超越各派之上成为无法撼动的最高领袖，云云。（早年读过的书，印象十分模糊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在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搏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皇帝和皇储，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内，却会上演父（母）杀子，子弑父，或兄弟相残的惨剧。皇帝和权臣间更有说不尽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战”，君权和相权较力，外戚或宦官擅权，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皇储和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说他们危险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君王权力的威胁，他们自身也因此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状况有时会演变成危机，甚至发生大的动乱。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我的专业是《园艺学》。我们有一个名词叫顶端优势。当一棵大树中心干上的分枝高过中心干时，其生长势会强於中心干，最终取而代之。取而代之，是因为“生长势”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终于成为“强枝弱干”。在帝国的朝堂上，当帝王与臣下“权势”的对比发生变化时，也会有“取而代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样，对优势地位的竞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的仪仗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羡慕的应当不止是这两人。人们常说，“打江山，坐江山。”何谓“坐”？“坐”就是享用。把一个大饼送给一个饥肠辘辘的穷汉，穷汉会“享用”赐给他的美食。一个皇帝，他所“享用”的并非一个大饼，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个国家。无数美女，多少美丽与温柔，还有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这样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羡慕？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一群驯顺的绵羊，皇帝和官吏执长鞭鞭笞天下，他们是牧羊人。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象是一个金苹果，被众人抢来抢去。“高才捷足”者从血泊中抢到它，然后“坐天下”，享用整个国家。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人们常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欲望，难道仅仅只有食欲和性欲？**时期，我感受到人世间还有一种欲望，超越食欲和性欲。那样的饥渴，那样的迫不及待，那样的不顾一切，那样的不知羞耻，那样的不择手段，那样的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只是为了权力，这就是“权欲”。人世间居然会有这种东西，如此强烈，令我惊奇，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左传》云“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这句话，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一级压一级”，形成一种压力—稳定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压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压力越大，权越重。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这种铁腕和强“势”，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像晋惠王这样昏聩的白痴，或像溥仪这样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强“势”荡然无存，于是出现“强枝弱干”，“权大欺主”，“取而代之”。“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第九定律——皮毛定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毛”是个什么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会是“毛”？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文革时期，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正在思索和撰写一篇真正具有“独立见解”，与别人观点完全不同的大块头文章。我问他，“林彪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统一，最后只能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你现在不讲统一，反倒要独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如果说你写文章是要阐释某人的思想，那叫什么独立见解？”朋友甚感迷惑，终于没有写完他的“大块头”文章。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于“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林彪的话，含有某种哲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固执己见，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众说纷纭，岂不是乱了套？千人敲锣，一锤定音。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许多人不喜欢“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於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克、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来源）
編輯： 卿本佳人 時間： 2011-12-12 14:13 快搶沙發分享 中國歷史上千古不變的九大定律，寫得十分透徹，讀透它就讀透瞭人生！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殷紂王即位不久，命人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賢臣萁子說：“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糧，隻能與山珍海味相配。吃瞭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錦繡，乘華車，住高樓。國內滿足不瞭，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異寶。我不禁為他擔心。”(馮夢龍)果然，紂王“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益收狗馬器物，充仞宮室。……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而諸侯叛，亡其國，自身“赴火而死”。為什麼事態會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發展下去？很小的時候，我們就已經知道瞭普希金的偉大，因為我們都很喜歡他的那個《漁夫與金魚的故事》。那個醜陋的老太婆，最初隻不過想要一個新木盆。第一個願望被滿足之後，第二個願望接踵而來。一個接一個，胃口越來越大。最後的結果，仍舊隻有一隻舊木盆。世人的貪欲，不都是這樣？得寸進尺，得隴望蜀。沒有止境的。君王的貪欲，更為可怕，因為他擁有無限的權力，沒有人可以阻止他。《詩》雲，“商鑒不遠，在夏後之世。”這裡所說的商鑒，究竟要我們鑒什麼？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雙筷子或一隻木盆。隻是大壩一旦決瞭口，洪水便會一瀉而下。看一看那些貪官，隻要收瞭第一筆賄金，以後的事便不由他瞭。隻是，人的意志力是多麼薄弱。一旦坐上權力的交椅，有幾個人能拒絕這第一次？其二，整個過程是“進行性”的。“進行性”一詞是我從醫學書中借用來的。像癌癥，就是進行性的。不斷地發展，不會中止，也不會逆轉，一直進行下去。殷紂王身邊，雖有比幹和萁子這樣的賢臣，卻無法勸阻他。依靠臣下的勸阻來制約至高的皇權，其有效性顯然不足。所以，事態的發展有其必然性。其三，“其亡也忽焉”。《左傳，荘公十一年》：“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這裡的“忽”字，意為迅速，突然。洪水潰堤，轉瞬之間，一瀉千裡。李自成打進北京，一生事業達到巔峰。由巔峰而至於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轉瞬之間。殷紂王之後，兩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陳勝、王莽、陳後主、隋煬帝、黃巢、朱溫、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蔣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殷紂王，這個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國之君，他給後人留下瞭什麼？留下瞭兩個字，“殷鑒”。無法節制的權力無限膨脹的貪欲=殷鑒不遠。黃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窯洞中向毛澤東提起“其亡也忽焉”這樣的歷史規律，因此，有人將這個定律稱為“黃炎培窯洞定律”。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越王勾踐，為報仇雪恨，臥薪嘗膽，精神非凡，但他的個人品質卻非常糟糕。在極端困苦的情況下，幫他籌劃大計的兩個功臣，成就大業之後，一個被殺，一個逃跑。殺文種的時候，勾踐說：“你教我滅吳七種方法，我用瞭其中三種就滅瞭吳國，你那裡還有四種，把它帶到先王那裡去吧。”有七種方法滅吳，應當很有智慧，卻遭瞭勾踐的毒手。此前，范蠡曾規勸文種：“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范蠡之智，顯然高過文種，終能免於一死。兔死狗烹這樣的事，歷史上不斷地重演。能夠吟誦《大風歌》的漢高祖，也是小雞肚腸。依賴韓信的軍事天才，奪得天下。原說是與韓信“共天下”的，後來非但不“共”，還要瞭韓信的命。倒是張良聰明絕頂，托言辟谷，躲到深山裡去。劉邦一死，張良的辟谷秀也就謝瞭幕，照舊吃飯。說到殺功臣，狠毒莫過於朱元璋。當年幫他打天下，戰將如林。後來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將領去帶兵。幸好不是北邊的蒙古人打過來，否則朱姓的江山，傳到第二代也就敗瞭。趙匡胤說，“吾終夕未嘗安枕而臥。”得瞭天下，卻又睡不著覺，夜夜失眠，竟為何事？天下洶洶，想要南面為王的野心傢何其多。就是咱自傢，當年“黃袍加身，”不也是個野心傢？如此說來，野心傢就睡在我們的身邊。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覺，搞得神經衰弱，以為真是狼來瞭，於是起瞭殺心。這是一種思維定勢，世人無論是誰，隻要坐（搶）到這個位置上，總會不由自已這樣去想。原本搶來的東西，難保不被別個搶去。所以，歷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斷重演，是完全符合邏輯的。文革時期，我是一個逍遙派，一個觀棋不語的看客。看來看去，看得多瞭，心裡就非常佩服范蠡這個人。那些造反派，開始時受壓，可憐兮兮的。後來得勢，內部就分為許多派別，彼此爭鬥不休。幾乎沒有例外，一旦外部的壓力消除，內部立刻就分化。人為什麼會是這樣，患難易共，富貴難同？現在這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幾個人合夥共同創業。開始的時候，兢兢業業，在艱苦環境中共同拚搏，尚能齊心協力。一旦傢大業大，有瞭豐厚的利潤，就會生出異心。彼此猜忌、齟齬，終至於分道揚鑣。難道人的天性就是這樣？後人把范蠡的這個定律表述為，“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自古患難易共，富貴難同。”第三定律——包圍定律諸葛亮說親賢臣，遠小人，但小人卻更善於“包圍”。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論及天下興亡之道，“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臣和小人，雖為人所不齒，但他們在中國歷史上卻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滅亡，國傢的劫難，往往與他們有關。《史記》中有《佞辛傳》，《漢書》中有《佞傳》，《新唐書》及其以後的《宋史》、《元史》《遼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臣傳》。臣在歷史中的地位，史傢不敢忽略。“指鹿為馬”的趙高，“口蜜腹劍”的李林甫，禍國“六賊”童貫、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檜，兩面三刀的嚴嵩，無法一一列舉。若能把他們聚集攏來，可以排列成大軍，浩浩蕩蕩。隻不過，這隻大軍不能用來上陣殺敵，他們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圍”。魯迅先生說，凡是“猛人”，“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透。”結果，“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這就是包圍定律。包圍者不僅有臣小人，還有女人，像妲己、褒姒、以及文學中的白骨精。雖說“女色亡國”論是不對的，但壞女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卻不容忽視。將一塊磁鐵投入沙堆中，磁鐵表面便會粘上些許鐵屑，磁鐵吸引鐵屑，是因為存在磁場。圍繞著權力，也有一個看不見的權“場”。各種意有所圖的人都會在“權場”中向著權力中心作定向移動。於是就有瞭“包圍”。包圍是客觀存在的，在我們中國，有權力就一定有包圍。權力越大，包圍就越厚。一個皇帝周圍，有三宮六院，無數的宮女（唐朝後宮宮女最多時可達數萬人），無數的太監，無數的虎賁勇士，還有皇親國戚，文臣武將。千軍萬馬，銅墻鐵壁，把一個“寡人”包圍在當中。寡人心裡高興，就要走出去巡視。但即便他真的走到瞭田間地頭，也得不到真實。因為“下面”的人熟諳蒙騙之術。一切場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歡喜。魯迅先生認為，“猛人倘能脫離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圍新論》，講述“包圍脫離法”。“然而終於想不出好的方法來”。我那時就很悲觀，魯迅也如范蠡一樣，是中國最聰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後來聽說瑞典首相出門不帶警衛，上班乘公交車。心想，答案就在這裡瞭，包圍是可以打破的呀。第四定律——敵戒定律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題為《敵戒》的短文，其思維邏輯與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轉錄如下：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愈。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從來人們都把敵人看作是禍害，無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獨柳公認為，有敵人是好事。毛澤東對這篇短文推崇備至。毛澤東一生，空前絕後，以他的眼光，審視歷史，何以對這篇短文情有獨鐘？古人治國，由大亂到大治。毛澤東治國則反其道而行之。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一個接一個的運動，把整個中國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熱。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是否與《敵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種契合？千年大樹，其裡皆空。我們這個老大帝國，歷經幾千年，早已完全腐朽瞭。比較中國的歷史與西方的歷史有很大的不同。歐洲大陸，自羅馬帝國以後，列國爭雄，就像我們的春秋戰國時期，國與國之間，總有打不完的戰爭。一個國傢，要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必須勵精圖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競爭。西方的政治、哲學，市場經濟，都強調競爭。在他們的電影、遊戲中，充斥著激烈的爭鬥場面。我國的歷史與歐洲完全不同，自秦統一以後的兩千年，幾乎一直是一國獨大的局面，周邊沒有任何一個國傢的人口與經濟實力可以與這個中央帝國“度長絜大，比權量力”。沒有強大的敵人，失去瞭外部的壓力，內部自然就腐化。未聞邊塞號角，但見歌舞升平。自秦以後，皇朝的歷史，一代不如一代，整個社會的精神處於退化之中。正是這種歷史環境長期地作用，使中國人鴆於安樂，不思進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中國人發明瞭火藥，把他造成鞭炮，用於喜慶娛樂之中。西方人卻把他造成武器，使人類的戰爭由冷兵器時代進入熱兵器時代。沒有瞭競爭的壓力，也就失去瞭不斷創新進步的動力。當今世界，美國人橫行天下。是三次大戰（兩次熱戰一次冷戰）造就瞭美國人之“橫”。中國人講究“中庸”，講究“和為貴”，這是我們的哲學，我們的傳統。熱愛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條件是不會有別個打進來，亡瞭國。我不是法西斯式的好戰分子，對於階級鬥爭那一套更是深惡痛絕。但我相信達爾文的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我們中華民族要真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們千年之惰性，振奮民族精神，從容面對當今世界的挑戰和競爭。梁啟超鼓吹《少年中國說》，“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霹靂之聲，撼人心魄。第五定律——朋黨定律唐穆宗時期，以李德裕為首的士族出身官員結成一派，以李宗閔、牛僧孺為首的科舉出身官員結成一派，兩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訐、傾軋達四十年，史稱牛李“朋黨之爭”。中國歷史上這樣的“黨（派）爭”持續不斷。西漢有外戚、宦官作祟，東漢有清議黨錮，魏晉南北朝有士族門閥，唐有劉李黨爭，宋有“元祐黨人碑”，明有東林黨、宣黨、崑黨，清有帝黨、後黨，國民黨內有黃埔系、cc系、政學系等。各朝各代，都有朋黨、幫派，是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歷史現象。朋黨現象，有其社會根源。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大特點是，他是一個宗法社會。一部《紅樓夢》，其隱含的意義，不是什麼反封建。《紅樓夢》用一個淒絕動人的愛情故事，向我們展示瞭古代宗法社會的基本結構及其運行特點。榮寧二府，是一個大的（宗族）傢族。像一棵大樹，有主幹和旁枝。“親不間疏，後不僭先。”有規有矩。賈王史薛，四大傢族，互相倚持，結為勢力。更有皇親國戚，達官貴人，彼此回護。構成一個復雜的體系，盤根錯節。隻有明晰瞭其中的脈絡，才算真正讀懂瞭《紅樓夢》。中國宗法社會的特點之一就是盤根錯節。一個人立於社會，並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圍有各種各樣的關系，親戚關系、鄉黨關系、同學關系、師生（徒）關系、戰友關系、同事關系、朋友關系、幫會關系、同志（道）關系等等。這些關系構成瞭一個人的社會資源。聰明的人，運作得好，前途無量。無論處廟堂之高，江湖之遠，都能見到中國人在忙著拉幫結派。像一個個勤奮的蜘蛛，編織著屬於自己的網絡。網絡越大、越結實，捕獲就越多。現在說打貪官，須先搞清楚，貪官後面的保護傘有多大，前後左右鐵桿關系有多硬。否則貪官打不到，反倒捅瞭個馬蜂窩。對於中國的朋黨現象，自古以來就有兩種不同的觀點，褒貶不一。持否定觀點的人認為，“結黨營私”。宋朝歐陽修卻認為，“小人無朋（黨），惟君子則有之。”“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由於社會和歷史的原因，中國人常常結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許多人對此十分忌諱，刻意回避，諱莫如深。其實大可不必。像毛澤東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公開承認，“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倒是日本人比我們痛快，他們的政黨內部就分為不同的派別，公開活動，堂而皇之。這是日本國內政治的一大特點。第六定律——黃宗羲定律所謂“黃宗羲定律”是由秦暉先生依據黃宗羲的觀點而總結出來的某種歷史規律。內容是關於“帝國千年以來”通過“並稅式改革”解決“農民負擔問題”。歷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過“並稅”的方式減輕農民負擔。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農民的負擔非但沒有減輕，反倒愈益加重。黃宗羲稱為“積累莫返之害”。依常理來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這樣的改革傢，詩文寫得極好，富有智慧，怎麼也會犯一些不斷被重復的簡單的錯誤？中國的農民對此有他們自己的解釋。在農村普遍流傳著一種說法，“上面的經是真經，都是下面這些歪嘴和尚把經念歪瞭。”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經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會念經；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經念歪。我以為後一種情形居多。吳思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一書中提到明朝官員的薪俸太低，其各項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過俸祿的收入。吳先生認為，與其他各個朝代相比，明朝官員的俸祿是最低的。明朝官員俸祿雖低，尚有俸可領，而在王莽時期，官員們從朝廷中領不到錢，俸祿為零。讀史讀到這裡，覺得十分有趣。不給官員發薪，難道讓他們去喝西北風？自古有喝西北風的老百姓，未見有喝西北風的官員。結果是王莽時期的官員卻因零俸祿政策而大發其財。既然朝廷不給發薪，他們隻好自行解決，正好有瞭借口，可以理直氣壯，大肆搜刮。在我們推行各項改革措施時，經常碰到的一種情形是，“兩頭熱，中間涼。”中間熱不起來，自有其道理。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傢霍佈斯認為，人是自私自利的動物，每個人都努力要保持自己的生命。這“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是人類一切行為的基本動力。Selfpreservation，一個很好的詞，每個人都會Selfpreservation。我以為，既然每個人都會elfpreservation，官員們的Selfpreservation也是自然的，無可非議。為甚麼和尚要把經念歪？為甚麼中間熱不起來？皆因為中間的官員們認為改革不利於他們的Selfpreservation。要Selfpreservation的官員去為供養他們的農民減輕負擔，這是一個典型的邏輯悖論。在這個悖論中，最關鍵的是農民和官員之間的供養關系，假如去掉這種關系，悖論就不能成立。或者，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由中央財政給官員們以補償，兩方都不吃虧，“中間”也就沒有道理再涼下去。王安石的變法，十分縝密，像“青苗法”之類，仔細閱讀其內容，確實為農民考慮得十分周全。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樣的殫精竭慮，最後卻惹得民怨沸騰。是各級官員和胥吏在其中做瞭手腳，搗瞭鬼，把一件好事攪成一塌糊塗。吳思先生所說的“潛規則”，正是官員胥吏們的搗鬼之術。官員們搗鬼有術，他們不僅有“潛規則”，有時更是肆無忌憚，毫無規則，隨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說，“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這裡說的是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是和尚要吃飯，一個是和尚會打傘，兩者之間有一定的聯系。和尚要吃飯是正常的，也是正當的，不給他們吃飯，或吃不到好飯，他們就會去“打傘”。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次變法，成功的不多。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執行難”。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瞭中下層官員手裡，常常會走瞭樣。批評者常常把矛頭指向中下層官員。我以為雖然是中間環節出瞭問題，根源卻在上面。表面上是一個“執行難”問題，實際上是一個設計問題。設計一個好的政策（比如說“青苗法”），同時也應配備一個好的“路線圖”。在這個“路線圖”中，必須把“和尚要吃飯問題”與“和尚會打傘問題”列入日程。不考慮並重視“和尚”問題，好的政策就隻是空中樓閣。或者我們說，一個好的設計師，要想把他設計的好政策付諸實施，順利推行，必須首先把“和尚”安頓好，否則，“黃宗羲定律”就會不斷重演。第七定律——五世而斬定律1856—1860年，太平軍兩次打破圍困天京的清軍江南、江北大營，取得大捷。有人說，雖然打瞭勝仗，但客觀上卻幫瞭清廷的忙。何以這樣說？駐守江南、江北大營的是清廷“精銳”的八旗兵和綠營兵。綠營兵“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八旗兵則更為腐敗無能。兩營潰敗，湘軍成為清廷主力，形勢急轉直下。當年八旗兵入關，真是“金戈鐵馬，氣吞萬裡如虎。”這隻兇猛的老虎後來為什麼會變成如此熊樣？富貴人傢，總是難以持久，是中國歷史的規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個有本事的君子，得瞭個好位子，掙瞭一大份傢業，想把他千秋萬代的傳下去。但“五世而斬”，君子的夢想終會被殘酷的現實所擊碎。老百姓的說法，更加令人掃興。他們說，“富不過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貧與富，是在不斷地轉換。也許這是一種自然的調節，自然的公正。為什麼富者不能恒富？富貴人傢之所以會出敗傢子，我以為原因有四：一曰“驕”。八旗兵入關，滿人成為統治階級，擁有特權。八旗子弟一不務農，二不做工，對漢人有強烈的優越感。由“驕”而“橫”，一些貴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權，在社會上橫行霸道，欺男霸女。紅樓夢中的薛蟠，打死人命，搶瞭丫頭，揚長而去。古代法律，不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二曰“奢”。八旗兵入關，大肆擄掠。許多人在戰爭中聚斂瞭大量的財富。西方人擁有瞭財富，會把他變為資本，不斷增值。我們中國的富人比較缺少這種進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貴，有一種暴發戶心態，喜歡彼此攀比，講排場，一擲千金。像“石崇與王愷爭豪”這樣的事，是一種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生於錦繡叢中的富傢子弟，耳濡目染，他們的攀比和揮霍，更是青出於藍。惟其如此，才有瞭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三曰“淫”。古人告誡我們，“富貴不能淫。”此處“淫”字之義，乃是迷惑與放縱。之所以有這樣的告誡，是因為富貴能迷惑人，使人放縱。通常我們說，飽暖思淫欲。或者像現在人們所說的，男人有錢就學壞。有錢會使人們產生更多的欲望。外部世界又充滿瞭各種誘惑。內部的欲望碰到外部的誘惑，兩者一拍就合。已經成熟的男人尚且無法抵禦社會上的各種誘惑，小孩子的自制力如何比得上男人？四曰“逸”。“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這句話流傳很廣。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幫我們進入好大學，幫我們安排好工作，幫我們步入上流社會，過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們失去瞭艱苦奮鬥的精神。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一旦失去瞭好爸爸，美麗的象牙塔便會轟然倒地。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有瞭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繼父業，已成為一個問題。解決富傢子弟問題，我們的學者開出藥方來是四個字，“加強教育”。像美國人，註重培養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據說他們那邊百萬富翁的孩子也會利用假期去打工掙錢。一些富傢子弟，驕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麼教育問題，他有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正是那樣的社會，那樣的傳統，生出那樣的孽障。富傢子弟，驕奢淫逸，根本是一個社會問題。有晉人撰文說，某晉商傢業興盛達兩百年，打破瞭“富不過三代”的定律。傢業延續兩百年，確實瞭不起。但兩百年後又如何？“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傢。”第八定律——權大欺主定律這個題目是我從一本題為《蔣黨》的書中看來的。書中說，清末權臣袁世凱，為大清帝國送瞭終，人稱“權大欺主”。蔣介石從這件事中吸取教訓，其“禦下之術”是，暗中支持和挑唆各個派別和山頭（黃埔系、 cc系、政學系）相爭，各派彼此爭鬥、鉗制，需從蔣那裡尋求支持，於是蔣超越各派之上成為無法撼動的最高領袖，雲雲。（早年讀過的書，印象十分模糊瞭。）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有一個難解的結始終困擾著歷代的政治傢，那就是“權大欺主”。歷史上“權大欺主”的事屢見不鮮。楚成王兒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殺；吳國公子光派專諸刺殺王僚；西漢末有王莽篡漢；晉有“八王之亂”；三國時期有曹操、司馬昭擅權；隋有楊廣弒父殺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宋有趙匡胤“黃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難”之變等等。在封建皇朝，存在著兩種大搏弈。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皇儲（太子）之間，另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權臣之間。皇帝和皇儲，親生骨肉，也會為瞭權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傢庭內，卻會上演父（母）殺子，子弒父，或兄弟相殘的慘劇。皇帝和權臣間更有說不盡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戰”，君權和相權較力，外戚或宦官擅權，朝堂和皇宮從來都是權術和陰謀的演練場。皇儲和權臣是中國歷史上最危險的人物。說他們危險是因為他們存在的本身就是對君王權力的威脅，他們自身也因此時刻處於危險之中。這種危險狀況有時會演變成危機，甚至發生大的動亂。如何防止“權大欺主”是中國古代政治學最大的課題之一。我的專業是《園藝學》。我們有一個名詞叫頂端優勢。當一棵大樹中心幹上的分枝高過中心幹時，其生長勢會強於中心幹，最終取而代之。取而代之，是因為“生長勢”的對比發生瞭變化，終於成為“強枝弱幹”。在帝國的朝堂上，當帝王與臣下“權勢”的對比發生變化時，也會有“取而代之”。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一樣，對優勢地位的競爭無時不有，無處不在。項羽見到秦始皇出遊的儀仗時說，“彼可取而代也”。劉邦則說，“大丈夫當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羨慕的應當不止是這兩人。人們常說，“打江山，坐江山。”何謂“坐”？“坐”就是享用。把一個大餅送給一個饑腸轆轆的窮漢，窮漢會“享用”賜給他的美食。一個皇帝，他所“享用”的並非一個大餅，皇帝打下瞭“江山”，他“享用”整個國傢。無數美女，多少美麗與溫柔，還有各種奇珍異寶，山珍海味。這樣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羨慕？現時的人把權力叫做“公共權力”，認為“主權在民”，古代人的觀念則完全不同，他們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蕓蕓眾生隻不過是一群馴順的綿羊，皇帝和官吏執長鞭鞭笞天下，他們是牧羊人。一切權力歸於統治者，是統治者的私有物。正是這種權力私有的特性，導致瞭無休止的爭奪。象是一個金蘋果，被眾人搶來搶去。“高才捷足”者從血泊中搶到它，然後“坐天下”，享用整個國傢。西方資本主義也有爭奪，他們爭奪的是金錢，物欲橫流，我們稱之為“拜金主義”。中國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國人更看重權力。有瞭權力就有瞭一切，我將其稱為“拜權主義”。人們常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欲望，難道僅僅隻有食欲和性欲？**時期，我感受到人世間還有一種欲望，超越食欲和性欲。那樣的饑渴，那樣的迫不及待，那樣的不顧一切，那樣的不知羞恥，那樣的不擇手段，那樣的心毒手狠，心心所念，隻是為瞭權力，這就是“權欲”。人世間居然會有這種東西，如此強烈，令我驚奇，古代權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拜權主義”，兩者疊加，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演出瞭一幕又一幕血腥的連續劇。還有一種原因導致“權大欺主”，有人將其稱為“權力結構的不穩定性”。《左傳》雲“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臺。”這句話，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會的基本結構。其主要特征是“一級壓一級”，形成一種壓力—穩定結構。整個系統的穩定，取決於壓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壓力越大，權越重。根據韓非子的學說，處於這種壓力結構最上端的君王，必須具有一種強大的“勢”（以勢壓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勢”，整個壓力系統就會崩潰。一般開國的君王，熟諳權術，具有鐵腕，擁有某種強“勢”，下面的人攝於其“勢”而不敢有非分之想。這種鐵腕和強“勢”，在其後人那裡卻難以為繼，甚至出現像晉惠王這樣昏聵的白癡，或像溥儀這樣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強“勢”蕩然無存，於是出現“強枝弱幹”，“權大欺主”，“取而代之”。“權大欺主”是封建社會始終沒有解開的一道難題。第九定律——皮毛定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話，寫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變成瞭“毛”。“毛”是個什麼東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麼會是“毛”？秦之前，文人們曾經有過一段美好時光。他們負笈而行，周遊列國，天馬行空，十分浪漫。那時的人，他們“笈”中裝著的那份精彩隻屬於他們自己，獨一無二。他們背負著它，走遍世界。他們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說服全世界。他們的思想像凌空而過的天馬，高遠而神奇。諸子百傢，（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噴湧而出。清泉匯集之處，是大海，激蕩澎湃。秦以後的文人，他們的“笈”中隻有先人的經書和教義，他們整日誦詠的是別人思想的片斷。文人們沒有瞭思想，失去瞭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幹涸瞭。天馬沒有瞭，隻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隨風抖動的“毛”。文革時期，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他正在思索和撰寫一篇真正具有“獨立見解”，與別人觀點完全不同的大塊頭文章。我問他，“林彪說，我們這麼大的國傢，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思想。這是什麼意思？這是說，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統一，最後隻能有一個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你現在不講統一，反倒要獨立，你是活得不耐煩瞭？如果說你寫文章是要闡釋某人的思想，那叫什麼獨立見解？”朋友甚感迷惑，終於沒有寫完他的“大塊頭”文章。秦始皇時代，確實有過一些活的不耐煩的文人，他們執著於“自成一傢”，不肯統一，後來都被秦始皇送到“坑”裡去瞭。自那以後，文人們都學瞭乖，知道“坑”的厲害，自覺地維護“統一”，不再鬧獨立性瞭。林彪的話，含有某種哲理。我們這麼大的國傢，如果人人都固執己見，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眾說紛紜，豈不是亂瞭套？千人敲鑼，一錘定音。沒有這一錘定音，千面鑼隻會敲出雜沓之音。我以為秦始皇統一中國，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統一瞭中國人的思想。不過，這件事的難度相當大。“車同軌，書同文，”做起來並不難。而要把這些十分固執的文人的思想統一起來，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難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過於血腥，後人詬病甚多，稱其為“霸道”。到隋唐時代，使用的方法就先進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說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後則更多采用“胡蘿卜”政策。應用科舉的方式，使那些出身於豪門或是寒門的士子們都有瞭進身之階。顧炎武說，“八股之害，甚於焚書。”說的就是這種“胡蘿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進性。無論“大棒”還是“胡蘿卜”，都隻是外因。使知識分子變為“毛”的還有其內因。有人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我以為這種說法並不準確，至少在我們中國不可以這樣說。如果要用社會的良心去定義知識分子，中國文人的大多數都會被排除在外。許多人不喜歡“文人”這個詞，甚至以為他是一個貶義詞。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沒有甚麼大區別。一樣的有七情六欲，一樣的要食人間煙火。治國者為他擺下瞭盛宴，有“顏如玉”、“黃金屋”、“千盅粟”，他們怎可拒絕？自然就會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傢”的忠心。這是順理成章的。當然，文人與普通人還是有一點區別，他們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為強烈。這些都是文人變“毛”的內因。在“內因”與“外因”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變成瞭“毛”。這種變化緣於一種不可抗的力，所以成為一種規律。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萬人一律，沒有哪個可以逃脫。舉國一致，隻有一個思想，歐洲人沒有做到，我們中國人做到瞭，這是很值得驕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有利必有弊，對於我們的成績也須一分為二。知識分子都變成瞭“毛”，依附於“皮”之上，當然很好。隻是要從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產生出像洛克、盧梭這樣的思想傢以及像牛頓、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傢，決無可能。晚清以後的落後與挨打，似乎也就成瞭一種歷史的必然。（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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