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历史研究不应充当“胜利者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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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历史研究不应充当“胜利者的宣传”本文摘自《北京日报》2008年2月18日理论周刊 我研习中国近代史就在本科时代，是从一个简单的发问开始的 记者：郭教授，您好！最近在拜读您的随笔集《史源法流》，书中许多篇章使我对您的学问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能介绍一下您是怎么走上中国近代史研究之路的吗？郭世佑：高考制度恢复不久，我离开电影放映员的岗位，别无选择地走进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课堂。那时，我们的中国近代史基础课程是由林增平教授主讲的。林老师是驰名中外的近代史专家，由他亲临讲台，不仅可以开智，还有一份无形的安慰与感召力。我研习中国近代史就在本科时代，是从一个简单的发问开始的：既然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被称作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还以武昌起义的爆发之日作为纪念日，那么，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就非同一般，而蒋翊武身为湖北革命军的总指挥，理当属于风云人物，为什么在有关辛亥革命史与中华民国史的论著中语焉不详？当我这样问林老师时，他笑着回答： 关于蒋翊武这个人，大家知道的还很少，你可以着手研究。 我就真的去研究，由林老师写出安贞桥信用卡代還公司字条，我就奔跑于学院图书馆、省图书馆、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协文史委员会，还有在长沙的蒋氏后裔之家，尽心地收集资料。一年之后，我写出《试论蒋翊武革命的一生》一文，获得湖南省首届大学生学术论文报告会的优秀论文奖(不分等级)，并且在本校学报发表，还收进林老师主编的一个辛亥革命史论文集。我还被林老师推荐，为《湖南日报》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专栏撰稿，周围的同学都挺羡慕的。初战告 捷 的喜悦使我开始明白，读书乃苦差一桩，但只有真正刻苦读书者才能尝到它的苦味，也只有真正刻苦读书者方可最终尝到它的甜头。大学期间，我还另外写了两篇与近代史有关的论文，也陆续发表，我的学术训练就是在本科时代基本完成的。后来通过学术研讨会，走近史学大家李时岳、陈旭麓、丁日初等先生，得到他们不同程度的指点与提携，有些读者还误以为我就是他们杭州信用卡套现的研究生。其中李时岳先生还是在我对他的某个重要观点提出批评意见之后，对我特别关爱。 应把立宪运动列入广义的辛亥革命的范畴加以认真研究 记者：您是辛亥革命研究专家，听说您在1991年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接受了多家媒体的专题采访，那时您虽年轻，但提出的观点却非常犀利，影响很大。能回忆一下您当时发表的主要看法吗？郭世佑：当时，与会者大都认为，中外学者研究辛亥革命的著述已经堆积如山，再继续研究已经很难，但我并不认为沈阳信用卡套现辛亥革命史研究真的就无话可说了。我在答记者问时，列举了三点理由：第一、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史学主体对客体的阐释将不会终结；第二、从近代社会史、文化史、中西关系史、清末政局等角度研究辛亥北京信用卡代还革命的工作方兴未艾，还远不是鸣金收兵的时候；第三、即使是老课题和现成结论，都还不能说已完全还原或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我还提到，至少有两个关键性的问题急需解决：一是有些基本概念并不准确和全面，二是 淮安信用卡代还正统 史观的影响还很大，不少学者并没有站在公正的立场来评价辛亥革命中的所有人和事。比如，就概念来说，什么叫革命？什么叫辛亥革命？似乎还缺乏认真的思考。人们把辛亥革命局限于孙中山等人的武装反清，却把梁启超、张謇等倡导的立宪运动排除在外，充其量蜻蜓点水式地谈一下后者的客观作用。其实，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方案都曾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辈尝试过并且分别获得成功的革命方案。在法国大革命中，君主立宪派也属于革命派。在近代中国，试图以君宪制取代君主制的立宪活动无疑也意味着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应当列入广义的辛亥革命的范畴加以认真研究。这些学术思路在我于1997年出版的专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中有比较系统的阐述。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无法通过加减计算的方法来判断其功过大小的 记者：您的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有很强的针对性。研究中国近代史有一个问题始终绕不开，这就是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比如，对于曾国藩的评价，有人称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是 中兴名臣 ，有人说他是 汉奸、刽子手 。这里涉及到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郭世佑：记得十多年前，在全国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上，面对众多学者为 功大于过 还是 过大于功 之类 盖棺定论 争得不可开交的局面，我在闭幕式上奉命发言，直言不讳：此类结论乍看起来很精确，好像就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实际上还是意念支配下的主观估摸，是用经典力学的思维定势来对待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与历史人物，既没有找到也无法找到功过定量分析的客观尺度。因为从根本上说来，历史人物作用于不同的时空，而且内容不同、方向、类别乃至性质也不同的那上海信用卡代还些活动，是无法借用数学坐标上的正负值来表示，无法通过加减计算的方法来判断其功过大小的。况且，许多历史人物的所谓功与过往往互相联系着，有时还具有某种因果必然性甚至互补性。如果以为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可以加减甚至可以抵消，那只是一种错觉，是科学主义对人文学科的束缚所致。应该摒弃这些似是而非的思维定势与研究方法。
本文摘自《北京日報》2008年2月18日理論周刊 我研習中國近代史就在本科時代，是從一個簡單的發問開始的 記者：郭教授，您好！最近在拜讀您的隨筆集《史源法流》，書中許多篇章使我對您關於結婚的詩詞佳句的學問人生有瞭更加深刻的認識《羅馬假日》影評。能介紹一下您是怎麼走上中國近代史研究之路的嗎？郭世佑：高考制度恢復不久，我離開電影放映員的崗位，別無選擇地走進湖南師范學院(今湖南師范大學)歷史系的課堂。那時，我們的中國近代史基礎課程是由林增平教授主講的。林老師是馳名中外的近代史專傢，由他親臨講臺，不僅可以開智，還有一份無形的安慰與感召力。我研習中國近代史就在本科時代，是從一個簡單的發問開始的：既然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運動被稱作辛亥革命，中華民國還以武昌起義的爆發之日作為紀念日，那麼，武昌起義的重要性就非同一般，而蔣翊武身為湖北革命軍的總指揮，理當屬於風雲人物，為什麼在有關辛亥革命史與中華民國史的論著隋帝王譜中語焉不詳？當我這樣問林老師時，他笑著回答： 關於蔣翊武這個人，大傢知道的還很少，你可以著手研究。 我就真的去研究，由林老師寫出字條，我就奔跑於學院圖書館、省圖書館、省社會科學院、省政協文史委員會，還有在長沙的蔣氏後裔之傢，盡心地收集資料。一年之後，我寫出《試論蔣翊武革命的一生》一文，獲得湖南省首屆大學生學術論文報告會的優秀論文獎(不分等級)，並且在本校學報發表，還收進林老師主編的一個辛亥革命史論文集。我還被林老師推薦，為《湖南日報》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專欄撰稿，周圍的同學都挺羨慕的。初戰告 捷 的喜悅使我開始明白，讀書乃苦差一樁，但隻有真正刻苦讀書者才能嘗到它的苦味，也隻有真正刻苦讀書者方可最終嘗到它的甜頭。大學期間，我還另外寫瞭兩篇與近代史有關的論文，也陸續發表，我的學術訓練就是在本科時代基本完成的。後來通過學術研討會，走近史學大傢李時嶽、陳旭麓、丁日初等先生，得到他們不同程度的指點與提攜，有些讀者還誤以為我就是他們的研究生。其中李時嶽先生還是在我對他的某個重要觀點提出批評意見之後，對我特別關愛。 應把立憲運動列入廣義的辛亥革命的范疇加以認真研究 記者：您是辛亥革命研究專傢，聽說您在1991年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接受瞭多傢媒體的專題采訪，那時您雖年輕，但提出的觀點卻非常犀利，影響很大。能回憶一下您當時發表的主要看法嗎？郭世佑：當時，與會者大都認為，中外學者研究辛亥革命的著述已經堆積如山，再繼續研究已經很難，但我並不認為辛亥革命史研究真的就無話可說瞭。我在答記者問時，列舉瞭三點理由：第一、隨著人類認識水平的不斷提高，史學主體對客體的闡釋將不會終結；第二、從近代社會史、文化史、中西關系史、清末政局等角度研究辛亥革命的工作方興未艾，還遠不是鳴金收兵的時候；第三、即使是老課題和現成結論，都還不能說已完全還原或接近於歷史的真實。我還提到，至少有兩個關鍵性的問題急需解決：一是有些基本概念並不準確和全面，二是 正統 史觀的影響還很大，不少學者並沒有站在公正的立場來評價辛亥革命中的所有人和事。比如，就概念來說，什麼叫革命？什麼叫辛亥革命？似乎還缺乏認真的思考。人們把辛亥革三國隨章侃 第七十一章 漢中戰役命局限於孫中山等人的武裝反清，卻把梁啟超、張謇等倡導的立憲運動排除在外，充其量蜻蜓點水式地談一下後者的客觀作用。其實，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方案都曾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前輩嘗試過並且分別獲得成功的革命方案。在法國大革命中，君主立憲派也屬於革命派。在近代中國，試圖以君憲制取代君主制的立憲活動無疑也意味著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應當列入廣義的辛亥革命的范疇加以認真研究。這些學術思路在我於1997年出版的專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論》中有比較系統的闡述。 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是無法通過加減計算的方法來判斷其功過大小的 記者：您的這些觀點即使在今為什麼乾隆三位皇後隻有二位陪葬？天也有很強的針對性。研究中國近代史有一個問題始終繞不開，這就是關於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比如，對於曾國藩的評價，有人稱他是中國近代化的倡導者，是 中詹天佑興名臣 ，有人說他是 漢奸、劊子手 。這裡涉及到對歷史人物評價標準的問題。您對此有何看法？郭世佑：記得十多年前，在全國首屆曾國藩學術研討會上，面對眾多學者為 功大於過 還是 過大於功 之類 蓋棺定論 爭得不可開交的局面，我在閉幕式上奉命發言，直言不諱：此類結論乍看起來很精確，好像就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礎上，實際上還是意念支配下的主觀估摸，是用經典力學的思維定勢來對待錯綜復雜的歷史現宣太後為何和義渠王私通三十年後才動殺心？象與歷史人物，既沒有找到也無法找到功過定量分析的客觀尺度。因為從根本上說來，歷史人物作用於不同的時空，而且內容不同、方向、類別乃至性質也不同的那些活動，是無法借用數學試論當代中國意識形態建設坐標上的正負值來表示，無法通過加減計算的方法來判斷其功過大小的。況且，許多歷史人物的所謂功與過往往互相聯系著，有時還具有某種因果必然性甚至互補性。如果以為歷史人物的功與過可以加減甚至可以抵消，那隻是一種錯覺，是科學主義對人文學科的束縛所致。應該摒棄這些似是而非的思維定勢與研究方法。